保罗·克鲁格曼

1953年出生美国纽约的犹太人家庭，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

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77年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取博士学位，受到经济学家诺德豪斯的注意。毕业后先后于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及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起，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于1982-83年间，曾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8年，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1991年，获得克拉克奖章。1996年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准确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是著名的经济预言家。

他支持贝拉克·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在他当选后发表文章，表达对非裔美国人首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激动和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敦促奥巴马切勿听信要他延缓政策变化的建议，分析了坚持选战中提出的激进改革议程的可能性和必须性。

克鲁格曼立场为中间偏左自由主义，认为要对富人课税并封杀诸多避税漏洞，这种立场在金融海啸和民主党上台后得到社会较多回响，克鲁格曼认为对跨国企业“竞争力”有帮助的事情对全人类其实没什么帮助，甚至是负面。

他也抨击里根时代吹起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经济风潮，认为没有管制的资产阶级是25年后的今天造成灾难的主因，而里根和共和党要为了打造这种世界负起最大责任，在1983年到2008年间的25年中，全美国经济增长果实落入金融业和跨国企业高层1%的人口手中，而广大中产阶级收入并没有增加，还被通胀逐渐变相减薪。此时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只能放宽金融管制，鼓励大家过借贷式的泡沫生活。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之后，这是其他人维持生活的唯一方法，然而泡沫和债务终有到期的一天，家庭和个人不可能无止尽欠债，灾难已经无法避免。

劳工政策方面他主张偏左思维，认为劳工薪资的提升应该创建在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之上，而不是完全建基教育和自我竞争力提升的理论上，他认为鼓吹教育和自我提升来对抗全球化与自动化的工作掏空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因为教育花费的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本身就是一种壁垒；许多出生贫寒的家庭无法跨越导致很难翻身，且全球化与自动化的浪潮过于强大，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难抵挡。

2018年唐纳德·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他认为美国是在走向自杀，因为特朗普对中国产品课征的都是中间财(半成品、零组件)税，几乎极少末端成品，这是最烂的贸易战策略，会推升下游厂商和零售店成本并降低其竞争力，迫使他们缩减业务。而增加的国内零件厂业务根本无法弥补，所以是白忙一场且弊大于利[6]，而中方的反制虽然项目不多但都是最终消费品，且瞄准打击特朗普的选票来源州。事实上贸易战不会有胜利者，最终双方消费者都将付更多钱去买以前同样的东西，谁能受损较少取决于双方民众与政府的耐受度，因此特朗普追求的最终利益只是必败的一场空，除了个人斗士形象的选举利益。